作者简介：冯小欢，尘世中无名氏
1
凡传统文化皆当时之现实文化也。现代之文化莫不与传统文化相深契、融合，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正视、反思传统文化，则中国无将来矣。
近代以来，时势骤变，中西交荡，而西学特以其卓越之进步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最直接之物质力量对我文化造成前所未有之挑战。当此存亡之际，贤达志士立足当时之情、势，遂开连绵百年之艰苦奋斗史，潜心求索之，锐意革命之，可谓不负后人。
晚清之洋务，乃封建帝国之战略，要在保国自强，虽出于捍卫旧制，亦是本分，无可指摘。及甲午战败，士子激愤，康、梁逞意，不离书生之见，不出君臣窠臼，外无政治强权为援，前无思想启蒙为体，虽赤子之心可昭日月，然维新之政不可为也。
维新既夭，各地团练新军，庚子赔款，重负皆在百姓，荼毒倒悬，尚不免愚昧散漫之责。帝国覆灭，宪政虚立，内忧外患，时势所迫，民心动荡，而中国文化风雨飘摇矣。革命骤至，学术未立，公民未启，风习古旧，不可不有新文学、新思想之运动。学问以笃实为上，公众涵养受教始能受其惠，然革命之际焉有闲暇？故知识分子不得不急学以求实效，公众不得不观潮而影从。危急之秋，中国求进步也太速，传统步步退守，至于破坏殆尽，盖亦不得不然也。
时移世易，中国已非复百年前之中国。百年前传统文化或为历史进步之逆流，百年后传统文化破坏殆尽，花果飘零，而中国亦开新局，不可不思中国之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为何也。
2
张之洞云：“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传统文化之本在学术，学术以儒学为体，求贤作圣，不过修己治人而已。我传统学问以儒为宗体，特为深广，几无事不在伦理之中。其源在唐、虞，今可以《易》、《书》、《诗》求之，《易》以天理，《书》以政事，《诗》以人情，以思伦理之端。伦理思想由家长制度发展，一以贯之。家长制度自孔子而晚清，无甚大变化，伦理学亦由是而常青，时有新立而从未失其根本。若无近代之突变，我国文化或再经千年亦难离此传统，虽无科学民主之兴，然圣贤复出也未可知。
我国伦理以法天为基，此不容辨证之信仰也。盖国人心力所系惟在人生之所当为，此我文化最核心、最切要者。人之当为，谓之人道；天之所为，谓之天道。人道非由人自造，乃源自于天，天命之谓性，故性之圆满是人道亦天道也。先人观天地之运行，四时之序列，得阴阳变化之理，故以天地之理为人所当为之究竟本根。天与人只是一；天理乃人道之所法，人道为天理之最灵体现。
“天”非独立之天，乃是人之天；“人”非无本之人，乃是天之人。故，传统之天非有意志者如上帝，亦非物质之天，亦非兼容二者，因天并非一独立是者，乃是与人对应之天。传统之人，非理性者，非自由者，非有人权者，因人非独立之个体：人乃与天地对应之人，亦是妇之夫，父之子，君之臣，兄之弟，友之友。天之理即人之道，天之行即人之秩序。《易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又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今人不知天命，以科学之态度观人、天，又遭家长制度之颠覆，恐旧学之兴为无期矣。故学虽去，精神未亡，如何于市场经济之利己时代谋求、践行人之所应当，不可不为之虑。
3
先秦诸子欲以究人道之应为，若何以立身治国。孔子以仁、以礼，上源文武周公；老庄以道，以人事为妄作，清净自然，追思前古；墨子倡无差别之爱，为天下之大利。诸子各有其道，各循其道而力行，故成其江海之象。孔子为政，教书授业，晚年周游列国，儒业振兴；老子玄奥，莫知其行，庄子逍遥，不为物影；墨子以自苦为极，大利所在，磨肩旋踵，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此真有道者也。
秦一天下，焚书兴暴，有汉承之，初用黄老，而兼用刑名。及至汉武，外儒内法，独好方士。时有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淮南王刘安，撰书言道德；河间王刘德，搜罗古文。盖天下一统，则天下之士皆为天子之臣；四海承平，则海内贤达无须奔走而行道矣。士苟志于天下，唯有攀附权贵，或可以学干政。自是以后，求道义以行之天下者几绝矣。其后有扬子云、王仲任，虽有学而未见其行道。士子大儒常争利禄，或为经学章句所困，或尚人格气节，是为在上者所乐见也。故知，政治之统一，常以政治争学术，使人远道而近学。
及至魏晋，经学见厌，去五行灾异之虚妄，而独好义理。然晋人所好义理，在私而不在公，在小我而不在天下。故名士云集，各有风华，然终失于大义。及其末叶，风雅亦失，惟空持麈尾矣。会此时，佛学渐兴，至唐大盛。数百年间，儒学义理不兴，中国几为佛理所独占。
宋人既浸润于佛学，又愤慨于圣学之不兴，是以有理学。理学家为佛理激发，欲开儒学之宏大幽眇境，故论以心性，讲以理气。然诸理学家口不离仁义，皆云若何则为圣人，而终不能为圣人。明道言性即气，伊川言性即理，学虽有异，而行实无二。横渠以气，象山以心，晦庵以理气，而其可行之天下者皆一脉。宋儒讲宇宙本体甚详，论善恶心性亦备，文章精详而义理枝繁，所行多个人之涵养、气象，而无足大可为者。凡一时代之新生力量，必大有可为，而成熟之际则尾大不掉，难以扭转。宋儒所标之读书、穷理、居敬、致知、寡欲、静坐，皆学者气派，而未能经世致用。中国学问至宋明而成熟，熟而后弊生，至于瓜熟蒂落，则有晚明清初之学。
晚明学问本有卓识，黄氏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远绍孟子轻君重民之旨，顾氏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辩，盛开天下精神，然满人入关，文化高压，或甘于抄书修典，或陷于章句训诂，除戴震、章学诚、龚自珍诸儒外，文士多溺于一曲。
4
中国传统学问自循一路，要在涵养人格以为人性之升华。民能涵养人格则为士，士入仕涵养人格而为贤臣，君能涵养人格则为明君。上有明君，中有贤臣名士，下有谨行之民，而后重农桑、不违农时、轻徭薄赋，何所不济？
西方学问在求取真理（客观）。求知真理而后有人与自然之发现，自然科学终得硕果，复以科学之所得求取公众之福利、正义之制度。兴人权，设制度，使人人尽其才，而以法治为尚，何所不致？
若君不能涵养人格而为昏君，臣不能涵养人格而为奸臣，士不能涵养人格而为腐儒、小儒，民不能涵养人格而为奸邪小人。其君也，近小人，用奸臣，远贤士，则民必如倒悬，若在水火，当此乱世，天下人之所望，不过兴义兵、除暴乱之王者而已，虽制度小有修正、借鉴，实无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之革命与解放。
概言之，传统中国，无进步之升华文明也；西方，无升华之进步文明也。无，非彻底净尽之谓也，乃一方永为臣不能为君，永为客不能为主而无从独立发展之谓也。
我中华向来之自信非以山河之利、人口之众，必以文化、以礼优胜。有此则华夏之，无此则夷狄之。义和团后，国人常以外国事事进步，又当清之末世，救亡保种之际，遂以进步为进步，而以升华（礼治）为落后。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则传统文化沦为封建遗毒、奴役劳动人民之统治帮凶及精神枷锁，竟至于污秽不堪、万死难赎。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解禁，而三统不通，实用是务。窃叹夫今日之中国思想，其散漫无端不下春秋，其好利轻义不逊战国，据自由以犬儒，不依独立而特行，圣贤之道何在？！今经济已盛，而旧习残余、新风不立，理想付之空谈，道义束之高阁，情为利所伤，而利为人所争，或想慕西方之进步，或怀念中国之道德，知人权自由者不通诚明本心，好言仁义者难容理性个体，遂至于进步不得，升华不得，开新不得，守旧不得。其求进则虚无，其安乐则有愧，其志道则有妨，惟昧于私家之幸福，拘于个体之生活，从乎众流，坐观风起波兴……
5
时势易变，学术亦随之流转。
昔，秦以法易天下，而流于严刑重役，民用不堪，故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而尚黄老，休养生息，积高、惠、文、景之治，至于汉武，情势易转，故更化改制而独尊儒术。汉儒治经，陷于文字，不及心性，而通经致用，所学在政。并儒而行者，亦有阴阳、方士、神仙之流。王莽之季，阴阳极盛而杂糅儒道，及其事坏，其道亦衰。光武中兴，明、章二帝欲重振儒术，有匡弊扶正之意，然学术终随政治而衰败。汉士大夫于危乱之世多有振举，风习常为后世推美。士人之学行，上既不能变政治之大局，故渐流于个人特异之高行，此或为嵇、阮之先声。三国鼎立，既无统一之政治，亦无伟大之理论，强弱相抗，欺弱而篡，遂开中国四百年之乱局。士人无奈，自守于门第，溺于清谈、浮屠，多为个人之风华、祸福所限，而无治世之念。此又为时势之流转也。
秦明用法而坑儒，汉阴用法而尊儒；汉初用黄老以休息，汉末则用老庄以寄私；汉则通经致用，晋则曰“将毋同”。故知，儒释道之交替并行，非以进步代落后，而是随时势而流转，应运而新用。儒见尊而黄老不绝，阴阳兴而儒道杂糅；尚玄谈则曰“将毋同”，主佛义则曰“周孔即佛”。及宋明理学，颇得益于禅、道，而儒学复振兴。其学虽有进益，而无革命，亦皆因时势而新孕也。
今日不可逆转之潮流在民主、自由、平权，今世已有之客观现实在科学进步、国人渐富、中国始强而人文精神不立，国人或自觉升华之学，以继祖业、开来风。我中华传统文化乃升华之道，古则于君臣上下之间求升华，今则以自由平等之公民身份求自我之升华（谓之自治），惟于进步之上复求升华而已，更有何事？
故国人不事升华则已，若治身以升华则传统学问避无可避；国人不务人我之相处则已，若志于处己以安、处人以善、与世协和，则以儒学为体之中国文化必将振兴；今有一独立自由人，以修身自治为自由，以敬爱他人为人权，则传统文化必活现于此人。积少成多，百川归海，传统之有益，益我自治；传统之优秀，教我爱人。
此吾人对传统文化之根本自信力也。
平凡的世界
打开心灵的窗口
无
四方学堂
文化传播
写作训练
商业指导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xingyizx.com/xysxw/20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