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成，男，年生，河南郑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戏曲史。近年来侧重从戏剧与民俗、宗教的关系方面入手，探讨古代戏剧形态的演变。著有《傩戏艺术源流》《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等，主编《王季思文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等。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戏剧史家王季思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一年的人生历程，静静地离开了我们。记得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他的两个心愿：一是编完《全元戏曲》，二是完整地带完一届博士生。现在，先生的心愿已经实现，他可以无牵无挂、毫无遗憾地驾鹤西归。更何况，先生历来豁达乐观，每每言及“含笑九泉”的那一天！
在离开先生的日子里，无数次捧读先生的遗著，从中汲取的不仅是学术营养，还有他为人为学的精神力量。
一、王先生的生平和主要著作先生名起，字季思，一九○六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民间演出很多，每逢春秋两季，各村轮流上演社戏，先生几乎每场必到。有的剧目，如《琵琶记》《荆钗记》《西厢记》等，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后来在研究古代戏曲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是与童年的爱好看戏有关的。”
王季思先生
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在中小学时就背过《四书》《左传》，看过《国策》《史记》以及八家古文的名篇。他小学没毕业就考取了浙江十中，到三年级时赶上五四运动，先生积极参与，和同学一道上街宣传，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受到校方监视，被勒令退学，被迫转到瑞安中学，借住在孙诒让先生家里。孙诒让是清末著名学者，家中藏书极丰。先生在这里受到熏陶，培养了治学严谨的作风。先生后来写的《自传》及《孙仲容先生〈自题《周礼政要》八绝句〉手写稿浅释》一文（收入《玉轮轩后集》)中，对这段因缘有过简略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先生十九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先后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当时东南大学可谓名师荟萃，先生师从吴梅、汪东、黄侃、胡小石、柳诒徵等先生，尤其受吴梅先生亲炙最深。
吴先生是著名曲学大师，家中藏曲之多为海内第一。先生在吴先生指导下学习古代词曲和戏曲，遍历词山曲海。同时参加吴梅组织的“潜社”，从事诗词和散曲的创作。吴先生一次对先生写的两个杂剧详加评改后题署：“永嘉王起初稿，长洲吴梅点定”，给先生以极大鼓励。这一时期，先生与唐圭璋、常任侠等同学交往密切。此外，先生还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词，后来多半收入到《王季思诗词录》和《玉轮轩前集》中。他的独幕话剧《机声》和《狗》，发表在一九二九年的《中央大学半月刊》；《战创》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的《申报》。
一九二七年春，东南大学一度停办，先生回家乡的瓯海中学任教，因在学生中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在“四·一二”事变时被捕，经保释后重返南京读书。
大学毕业后，先生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的几所中学任教，其中在江苏松江女中的时间最长，同事徐震堮、陆维昭均为大学同学。在这段时间，先生摘记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从笔记小说中探索元杂剧本事的来源，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录书眉。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先生仓促之中只带了《元曲选》和《西厢记》回家乡。不久，先生因在温州宣传抗日救国，与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发生冲突，被迫流亡。先在丽水处州中学任教，结识《战时中学生》主编郭莽西，后在金华国民出版社任编审，结识《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先生抗战时写的杂文、诗歌，多半经郭、陈之手发表，后来分别收人《击鬼集》《玉轮轩前集》和《王季思诗词录》。
从四十年代初到一九四八年，先生先后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杭州浙江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等高校任教，潜心于元杂剧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九四四年，浙江龙吟书屋出版了先生的《西厢五剧注》。一九四八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集评校注〈西厢记〉》。这一时期，先生与夏承焘等同事，相交甚深。
一九四八年夏，先生从杭州调来中山大学，直到他去世的一九九六年，在中大工作了四十八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随着时代的大潮时起时伏，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步伐。
五十年代，先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分析我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其代表论著为《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关汉卿杂剧的战斗精神》《桃花扇校注前言》《〈琵琶记〉的动人艺术力量》《汤显祖：中国十六世纪伟大的戏剧家》等。一九五七年四月，《桃花扇校注》(与苏寰中、杨德平合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他还指导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点校出版了一批明传奇。
一九六二年，先生受教育部之聘，到北京大学和游国恩、萧涤非、季镇淮诸先生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先后历时三年，并在北大任教。先生与游先生相交最厚，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各抒己见。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教育部推荐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长达三十年之久。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遭批判、住牛棚，甚至肋骨被打断，差点丢了性命，学术研究被迫中断。
“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在中山大学主持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为全国高校培训了一批研究古代戏曲的骨干教师，并主编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王季思先生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
一九八一年，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各体文学成为全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和最早的全国重点学科之一。一九八四年春，先生指导的首批博士生入校。
一九八五年，先生以八十高龄领衔编校《全元戏曲》。一九九○年，该书前两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卷全部出齐。该书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类图书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文革”后，先生还与人合作编选出版了《评注〈聊斋志异选〉》《元杂剧选注》《元散曲选注》《中国戏曲选》《元明清散曲选》《绝妙元曲》等。他的学术论文，先后被结集为《玉轮轩曲论》《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玉轮轩曲论新编》《玉轮轩曲论三编》《玉轮轩戏曲新论》，后来又部分被收入《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王季思教授古典文学论文选》。
一九四九年以后，先生创作了不少的诗词、散文，其中大部分被收入《新红集》和《玉轮轩后集》。
一九四九年以后，先生担任过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出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等职。
二、王先生的《西厢记》研究《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最优秀的作品。王季思先生自幼在家乡看戏，就被艺人们塑造的《西厢记》的舞台形象所吸引。后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把剧中男女主人公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反封建精神引为同调。上大学以后，在吴梅先生指导下，先生开始对这部古典名剧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几十年来不断取得优异成果，成为《西厢记》研究领域中举世公认的权威。先生对《西厢记》研究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注经的态度和方法注戏曲，对元曲中的成语典故、方言俗语一一诠释，给当代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靠而又通行的本子——《西厢五剧注》。这部书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
《西厢记》版本众多，在《西厢五剧注》出版以前，最流行的本子是金圣叹的评点本。金本对《西厢记》的艺术发覆甚多，自有它本身的价值。然而它最大的缺陷，是将原作第五本看成是“狗尾续貂”，予以否定。先生以凌蒙初《西厢五剧》为底本，把原作中的五本看成是一个整体，又取王伯良、毛西河、汲古阁、雍熙乐府等版本参校，反复比较，择善而从，纠错勘误，详加注解。无怪乎，此注本一出即取代了金本，成为最流行的本子。
戏曲作品与诗文的最大不同有两点，一是它有不少与脚色、科白相关的舞台提示语，二是使用了不少方言俗语。《西厢五剧注》在这两个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人，有的条目至今还有重要参考价值。
例如原作第三本第四折有“双斗医科范了”的提示，先生在前人基础上，不仅指出所谓科范乃是“剧中种种科段，有现成规范可循者”，而且援引宋人笔记，指出：“科范”一词“实源自释道二教之仪式”。这就涉及到戏剧形态与宗教仪式的关系，给后人进一步研究以极大启发。再如注本中“正旦”“净扮洁上”等条目，援引材料都非常丰富，至今学者们研究“旦”“净”的来源，仍要从中汲取营养。
半个世纪前，元剧中的方言俗语往往为治曲者所头痛。先生在广征博引宋元文献的基础上，联系讲唱文学的语言特点，对胡伶渌老、眼挫里、没则罗、赤紧、唱个喏、四星、呆僗、迷留没乱、沙弥又哨、酩子里、没掂三、胡扑掩、没查没利、即即世世、攧窨、没三思、一纳头、忒敬思、决撒、撮合山、呆答孩、不甫能等难解词语作了注解，不仅方便了读者，而且为后来工具书编纂提供了借鉴。
《西厢五剧注》（龙吟书屋，年版）
《西厢五剧注》问世以来不断被再版（一九四九年后一般用《西厢记》为书名），获得海内外一致赞誉。但先生绝无沾沾自喜，而是在每次再版前都对注本作认真的修改。
例一：一本一折，张生上场唱：“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一九四四年浙江龙吟书屋版《西厢五剧注》、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西厢记》均引陈方长《步里客谈》：“古人多用转蓬，竟不知为何物。外祖林公使辽，见蓬花枝叶相属，团??栾在地，遇风即转。问之，云转蓬也。”按说，这个注释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但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集评校注西厢记》在此基础上，引康迈千语云：“河北有蓬草，也叫扎蓬菜，每当秋末冬初，霜打草干，因风吹折，随风满地乱滚，飘忽不定。”接着说：“蓬转即指此。借喻张生的书剑飘零，浪迹天涯。”这样的注解可谓古今贯通，形象具体。
例二：三本三折有“收拾了忧愁，准备着撑达”句，其中“撑达”难解。一九四四年版举出元曲中其他用例，谓“撑达”是“解事”意。一九七八年版在前注的基础上，引《新华月报》二卷三期谷峪的文章：“从前这孩子多撑达，如今三言换不出一语来。”自注：“撑达，活泼。”注：“盖今日北方尚有此语。”
例三：四本三折著名的“碧云天，黄花地”那只曲子，一般都认为它来自范仲淹的词，曲中的“晓来谁染霜林醉”二句出自《董西厢》“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以前先生也是这样注的。但一九八四年的《集评》本加上了这样几句：
又据友人蒋礼鸿见告：“曾季狸《艇斋诗话》称：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人诗云：‘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则董王二家词，实融合唐诗宋词入曲，于中可略见唐诗、宋词与元曲的传承关系。
此外，先生自己还举过一个例子：“《拷红》折里红娘唱的‘世有、便休、罢手’，过去我以为‘世有’是‘世上有’的意思，不用注释。后来看了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世有’是‘既有’的意思。因此我是漏注了。”（《我怎样研究〈西厢记〉》，《玉轮轩曲论三编》)这充分体现出先生为学的特点：不断采用新知识，勇于并乐于补充、改正自己的疏失或错误。这些新知识，有的是在不断读书学习中发现的，有的来自学术界的朋友，甚至有的来自素未谋面的中学教师。
先生对《西厢记》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雄辩地论证《西厢记》的作者为王实甫，从而进一步确认《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为一个整体。这不仅为正确认识《西厢记》的本来面貌，正确分析鉴赏《西厢记》的思想和艺术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而且有利于认识我国戏曲在元代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关于北杂剧《西厢记》的作者，旧有王（实甫）作说、关（汉卿）作说、王作关续说、关作王续说等不同说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中凡先生连续发表文章，提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原来只有四折一楔子，最多不过六折，到元代后期才由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加工整理成多本连演的伟大剧目。陈先生的主要根据是：王实甫的时代普遍流行四折短剧，王氏不大可能超越时代，他的《丽春堂》等作品就远没有达到《西厢记》的高度。
王先生接连发表了《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两篇论文，肯定今本《西厢记》出于王实甫，“因为从王著出世到明代中叶的两百多年间有关戏曲史的重要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明”。先生指出：今传元人三国戏、杨家将戏、水浒戏都有好几本，故事又多彼此关联，可以认为元代前期已经出现多本连演的杂剧。至于同一个作家笔下出现风格不同、成就不同的作品，甚至在同一作品内部前后风格、成就不一致，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否定王实甫对《西厢记》的著作权。
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陈中凡先生以虚怀若谷的精神承认自己的疏失，关于《西厢记》作者的争论也就告一段落了。需要指出的是，陈先生是王季思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师，他们能够充分地在学术问题上交换意见、切磋讨论，而又能彼此平等，绝无半点意气用事，为当代学术史留下了一个成功的学术批评范例。
第三，运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孜孜不倦地探讨《西厢记》的故事来源，正确肯定王实甫的艺术创造，确立《王西厢》在戏曲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五年，先生发表《〈西厢记〉叙说》，同年出版专著《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一九八○年发表《从〈凤求凰〉到〈西厢记〉》，一九八九年发表《〈西厢记〉的历史光波》，前后历时三十多年。可以看出，先生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追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衍变脉络，并以此肯定《王西厢》的创新意义。这种研究方法，在西方被叫作“主题学方法”，九十年代以后方普遍受到文艺学研究者的评介与推崇。
先生指出，早在《王西厢》之前，唐代元稹的文言小说《莺莺传》描写崔张爱情故事，后来历经毛滂的《调笑转踏》、赵令峙的《蝶恋花鼓子词》，到董解元的《西厢掐弹词》，已经有了数百年的传承。加之宋元时《莺莺六幺》、《红娘子》院本，以及南宋戏文《崔莺莺西厢记》（均已佚失）等，“重新在大都、杭州等戏剧发展的中心汇合拢来。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
先生对《王西厢》价值所在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五十年代他过多地肯定《西厢记》的反封建内容，到八十年代则指出：“王实甫的《西厢记》，比之董解元的《西厢记》，思想内容上没有多少新的东西，艺术上确是更完整也更提高了，因此就后来居上，取得了‘天下夺魁’的荣誉。”先生指出，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完成了一个从悲剧故事到喜剧戏曲的转化过程。王实甫顺应观众的审美要求，用当时流行的杂剧形式，描述了一个妙趣横生、雅俗共赏的爱情故事，塑造出一批令人喜爱的艺术形象。
第四，对《西厢记》思想、艺术进行细致的分析与鉴赏，并对当代作家的改编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王先生最早是从男女主人公敢于突破封建家长专制、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角度认识《西厢记》的思想价值的。这个判断本来不错。后来他进一步注意到，《王西厢》中的主要故事及所反映的基本思想，《董西厢》已经有了，但王实甫的《西厢记》，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主张的现代性爱。《王西厢》响亮提出这一口号，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先生还从《西厢记》联系到我国古代爱情作品的评价问题，这一点下文详述。
先生在多篇论文中谈到《西厢记》的艺术成就，尤其在《〈西厢记〉的历史光波》一文中论述较为全面深刻。先生认为，与《董西厢》相比，王实甫《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主要有如下几点。1．从人物形象看，张生、莺莺、红娘、老夫人这几个主要形象都更加丰满、更加鲜明。2．从矛盾冲突看，《西厢记》成功地描写了三对矛盾，主要矛盾是老夫人和三个年轻人的矛盾，其次是发生在莺莺、红娘、张生之问的矛盾，再次是孙飞虎与莺莺一家的矛盾。三对矛盾有对抗性的，有内部的误会。不同性质的矛盾穿插进行，使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增添了全剧的喜剧效果。3．从故事情节看，《王西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壮阔，有“四个涛头”推动着全剧向前发展。4．优美的曲词和机趣的说白。5．喜剧中含有悲剧性意蕴。
先生不但几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王实甫《西厢记》的研究，也北京中科医院好不好白癜风治疗那家医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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